党内法规无疑构成依法治国的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旧制度的消灭，并不意味着旧思想的肃清，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还未消失。到那时，宪法至上原则才有彻底实现的可能。
现行宪法中有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款达43个之多，其目的就在于要求制定配套法律以提高宪法的可操作性。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正确方针，但要具体落实，很不容易，更不是短期内能解决得了的。有不少同志只看上半句，不理下半句，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国二百年来有大量的违宪案例，尽是诉政府、诉国家、诉总统、诉部门及官员的，从没有诉一般公民的，一般公民是当不了违宪案件的被告的。频繁修改不对，当改不改也不好。
人治的对立面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当官的为民作主。在多种改革之中，经济体制改革自应居首要地位，因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只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完成。在信息时代下，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免受他人，尤其是政府操控的信息自决权对于维护个人的独立尊严以及完整人格而言至关重要，应与知情权一样获得保障，而诸多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通过分开制定信息公开法（或称信息自由法）和个人资料保护法，分别为上述权利提供保障。
沃伦和布兰代斯最初将隐私权定义为一个人呆着的权利，这一定义也成为迄今关于隐私权最经典的界定。隐私权因此在我国为公法所俘获[28]。比例原则的检视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国家采取的限制手段与所欲追求的目的之间必须相适宜。而2002年与2006年的指令同样强调主要保护公民的隐私信息，但又不仅限于隐私信息的立法思路。
摘要: 公民完整的信息权不仅应包含个人不受阻隔地从政府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同样应囊括公民可自我决定在多大范围内对外公开生活事实，尤其是向政府披露个人信息的权利。[14] 郭瑜：《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但信息时代下个人因数据处理技术而被透明化、数据化甚至物化[4]的极大风险却要求，不仅个人不受阻隔地从政府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应予保护，信息权的保护内容还应囊括公民可自我决定在多大范围内对外公开生活事实，尤其是向政府披露个人信息的权利。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1992年[52]和2000年[53]的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最初也只是确立了美国式的隐私保护，直至2005年才在按捺指纹换取身份证案中，经由释字第603号解释吸收了德国法有关信息自决权保护的思想。因此，个人可以完全排斥外在世界，独自退回内在主体，并享受在其中隐居的权利 [48]。人性尊严条款一直被誉为德国《基本法》的基石，它强调国家对于个体基于理性主导下的自我确定和自我开展的尊重，禁止国家将个人当作工具（或客体）予以对待[39]。
参阅Horst Hund, Ueberwachungsstaat auf dem Vormarsch- Rechtsstaat auf dem Rueckzug? NJW 1992. [17] 参阅刘泽刚：宪法隐私权的目的是保护隐私吗？，载《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5期。迄今为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承认的对信息自决权限制的重大公益事由，除了人口普查外，还包括为了实现国家防卫、经济、社会、交通警察任务的数据收集。为实现对公民信息权的完整保护，我国在信息权保护领域的公法研究和立法应实现从信息公开到信息保护的风向流转。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基础理论的建构，而在这一问题上，德国法中的信息自决权理论提供给我们有益启发。
在这一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再次重申了上述判断，《基本法》通过假定与共同体相关的并受共同体约束的个人，而解决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并据此认为，为了迫切的公共利益（gemeinwohl），个人在原则上必须接受对其信息自决权的某种限制（Beschraenkung）……如果某些信息对政府计划有所必要，作为社会一员的每个人就有责任回答官方人口调查及有关自身的某些问题。宪法隐私权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65年的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中，该案也被认为是宪法隐私权确立的里程碑案件。
该行政机关无权更正的，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这也导致本应并行发展的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在我国呈现明显的颇足态势。
例如，对于个人在婚姻家庭内的隐私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向倾力保护，但对于个人自决意义上的宪法隐私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直至今日态度都相当谨慎保守。刘泽刚：隐私权的公法俘获及其意义，载文正邦主编：《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5月版。隐私保护最初主要适用于民事领域，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型塑隐私权保障体系时，也是将其放置在传统侵权法的框架下。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后来通过基本权利晕影理论和概括性条款，使隐私权从民法跨入宪法，并肯定隐私权作为宪法权利的属性，但其范围边界却始终不够明晰。[12]在我国台湾地区曾发生过类似的案例，台湾地区《户籍法》第8条第2款及第3款曾规定，未依规定按捺指纹者，拒绝发给国民身份证。相反，受到影响的个人则缺乏足够手段，来控制这些信息的使用及其真实性。
[7] 德文中的信息自决权直译即信息的自我决定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47] BVerfGE 49,168（181）; 59,104（114）; 86,288（311）. [48] BVerfGE 27,1; BVerfGE 45,187. [49] Bodo Pieroth＆Bernhard Schlink,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Ⅱ, C.F.Mueller Verlag Heiderlberg, S.22. [50] 洪荣彬：《资讯时代之资料处理与资料保护——以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为中心》，台湾地区辅仁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2003年，第19页。
[45]这一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目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研究视角的局限表明，人们对私法领域中他人不当侵犯个人的信息的行为已经有所防御，但对于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搜集以及不当使用却缺乏足够警醒。
内容是私的，其核心在于强调私人自治，强调无需公共权力干涉的排他支配性。而从侵权法移居至宪法领域后，隐私权也显示出了它全面扩张的力量[24]。
公民的行踪、言论和生活轨迹在各种实名制下几乎全部被暴露在国家的监控之下。而德国法对信息自决权可限性的确认以及限制理由的归纳，也同样为我们构建多元开放又稳妥适宜的公法信息保护制度提供智识参考。第二、知情权，即信息主体有权获取与其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信息。[33]尼尔M·理查德，丹尼尔J·索洛韦伊著：Prosser教授的隐私权理论，载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法国、德国、美国及其它国家的隐私权》，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页。
综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个人信息为他人所操控，同样包含个人信息为国家所滥用的风险，据此，为防堵来自国家的侵扰，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同样必要，惟有二者相互配合、彼此补充，才能为数据化时代下的个体提供完整的人格保护。上述实名制规定的列举只是广袤冰山的一角，从各地的行政管理实践来看，各种实名制几乎淹没了公民的绝大部分生活领域。
政府所拥有的信息处理技术，已使这些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被迅速整合，并由此完整描摹出个人图像和个人行踪。又因为其历经从隐私权到信息隐私再到宪法隐私权的复杂发展过程，宪法隐私权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其自身也表现为杂乱无序的碎片集合，这一点同样弱化了宪法隐私权可为其他国家借鉴，并内化为自身法秩序的有效性。
但信息公开所保障的只是公民不受阻隔地获取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信息的权利，并未覆盖公民可自我决定在何时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对外公开个人生活事实，尤其是向政府披露个人信息的权利。[28] 刘泽刚：隐私权的公法俘获及其意义，文正邦主编：《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5月版。
信息化时代下，信息搜集、储存、整合、传播及处理方式的彻底革新，使人们再无法遁于隐私之下获得完整隐秘的个人空间。学者尝试根据可获得的信息水平确定更加详细的隐私权概念，并主张将搜集、整合看似无关的数据信息，并大范围散播这些信息的行为都认定为显著的侵权。相应的，尽管我国自2008年起颁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却凸现严重的制度空白，这也导致本应并行发展的信息公开和信息保护，在当下的中国却呈现跛足的态势：一方面，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研究和制度推进在《条例》颁行后异常繁荣，这种繁荣又集中体现于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该《纲要》用相当的篇幅集中阐释了政务公开的问题，意图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基础上，打造升级版的政务公开制度[8]。这些理由提供了检视国家限制行为是否合宪的基准，也有效避免了国家藉由权利限制，而彻底排除和淘空公民的信息自决权。
相较美国，德国和欧盟以信息自决权作为公法上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而这一权利经由德国司法判例和法教义学的长期型塑，表现出定位明确、意涵清晰、价值多元、体系开放等诸多优势，因此更宜成为我们系统构建个人信息公法保护体制的理论基础。该法不仅要求公民提供基本的个人信息，还要求公民填写详细表格，包括收入来源、职业、教育背景、工作时数以及交通方式等事物。
但因为同样受美国法的深刻影响，我国学者在最初论及信息保护时，大多将其理论根源溯及隐私权。此时再将隐私权局限为个人对其隐私的完全支配，以及对他人的防御，已与现实严重不符，也难为隐私提供周全稳妥的保护。
如果说知情权所欲达到的目标是为了通过促进公众对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和监督，由此来塑造运行良好的民主社会的话。相对于美国法上的宪法隐私权，德国和欧盟以信息自决权作为公法上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这一权利经由德国司法判例和法教义学的型塑，也表现出定位明确、意涵清晰、价值多元、体系开放等诸多优势，因此更宜成为我们系统构建公法信息保护体制的理论基础。